乾隆朝貪風之盛，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，而盛世之下，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，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。除此之外，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、統治作風，以及性格與愛好，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
有清一代，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，其時，不僅案件多發，婪贓巨大；而且上至部院督撫，下至胥吏衙役，幾乎無官不貪，儘管乾隆帝屢興大獄，然誅殛愈眾，而貪風愈盛。
執政過程中執法不一
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：凡官員犯有侵貪、虧空、苛索、賄賂、欺冒、挪移、盜庫等貪污行徑，一經發覺，嚴懲不貸，強調“不可為貪官開幸生之路”，並以“斧鎖一日未加，則侵貪一日未止”，實施嚴刑峻法。然而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，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，其主要表現為：
其一，因人立法，徇庇親信。諸如雲貴總督李侍堯，在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因貪贓索賄，為雲南儲糧道海寧參劾，由於情節惡劣，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，但乾隆帝認為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為出色，遂百計回護，命各直省督撫重議。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，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，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，並不顧眾意，以“罪疑惟輕，朕不為已甚之事”，下詔將李侍堯定為斬監候。不久，即降特旨，賜其三品頂帶花翎，起用為陝甘總督。此後，李侍堯貪瀆如故，而“上終憐其才，為之曲赦”。又如，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“能事”為乾隆帝所器重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，陳輝祖因其弟為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，當坐瞻徇情弊罪，交刑部治罪。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，他說：“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，遽置重典。陳輝祖尚屬能事，著加恩免其治罪，降為三品頂帶，各留本任。” （《清史列傳》卷18，陳輝祖傳）而且，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，陳輝祖藉機侵貪，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。儘管如此，乾隆帝意猶寬容，降旨改斬立決為斬監候，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、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，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，證實了陳輝祖為政之貪。乾隆帝這才迫於形勢，賜令自盡。
其二，以時立法，時寬時嚴。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，執法尚為嚴厲，二十餘年中，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，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；浙江巡撫常安案；江南河道總督週學健案；山東巡撫鄂樂舜案；湖南布政使楊灝案；雲貴總督恆文案，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。這幾起案件，犯贓者家被籍沒，人被處死。其中，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，亦嚴懲不貸。為此，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：“外吏營私貪黷，自皇考整飭以來，久已肅清，乃不意年來如楊灝、恆文等案，屢經發覺，而莫甚於蔣洲此案，若不大加懲創，國法安在？”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。但是，在更多的情況下，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，乾隆帝懲貪則“多從寬縱”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，按律應賠兩萬餘兩，乾隆帝諭令全免。浙江巡撫福崧，早在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，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，但乾隆帝未予追查，只將福崧改調他省。此外，像於敏中、楊景素等人，皆贓私累累，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。其寬縱的結果，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，“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，任意妄行”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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